文物分類:圖書文獻類\手稿

藏品描述:羅家倫（1897-1969），祖籍浙江紹興，生於江西進賢，「五四運動」命名者。本件文稿為1953年所撰，內容為紀念民國十年（1921）五月五日國父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。〈五五的新認識〉於《三民主義半月刊》創刊號發表，全文2千4百餘字：
　　　　五五的新認識　　羅家倫
　　歷史上的許多重要的事實，從隔離的較遠時間來看，反而認識更加清楚。
　　我們現在來紀念五五， 國父於民國十年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一天，就有這種感覺。由於史實的演進和經驗的增加，我們感覺到五五紀念日有重新認識的必要。
　　若是以為 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是一件對 國父榮耀的事，應當常常紀念，那種見解，不但太淺薄，而且太可笑了!
　　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乃是表示他和他的手創的中國國民黨，要掃除軍閥，完成統一，以挽救中國危亡的決心。雖然從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到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這段期間，在廣州的革命政權，還受到了許多的波折，可是這五月五日的建置，就是以後革命政權的基礎，國民政府最早的典型。
　　我常說，國民黨最不同於過去其他黨派的地方，就是國民黨有一種特立獨行，不計艱險，自己打開一個局面的氣魄。而過去其他的黨派則老是要依靠和利用已有的現成的勢力，寄人籬下，充分表演「妾婦之道」，喪其故我。如清末的保皇黨就祇知道利用光緒來行所謂君主立憲。民初的進步黨就祇認識袁世凱的武力，並利用這武力來解散國民黨，等到國民黨被解散，國會自然壽終正寢，他們這班倚草附木的人，也就打入冷宮了。袁世凱死後，他們又在北則投靠北洋軍閥，在南則依賴岑春煊、陸榮廷，藉他人喘息的餘氣，仍然興風作浪。至於國民黨呢？則當那些人保皇的時候，就敢毅然挺身革命，創造中華民國；當那些人附袁的時候，就起二次革命討袁，以後還不斷的和袁搏鬥，直到袁取消帝制，身殉洪憲偽號為止；在這些人捧馮段，倚岑陸的時候，就有這勇氣在廣東建立革命的政府，以掃除軍閥，統一全國為己任。
　　五五紀念日就是這樣產生的。以後北伐的成功，抗日戰爭的勝利，和繼續到現在的反共抗俄的奮鬥，都是這同樣精神的表現和發揮。
　　這種精神，也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特立獨行，不計艱險，自己打開一個局面的氣魄，才是真正國民革命的精神!這種精神的表現和發揮，自然和國民黨的先後兩大領袖——國父與總統——的偉大人格和堅強個性，自然有不可分解的關係。
　　說到民國六年黎元洪受制於北洋軍閥，悍然解散國會以後，國會集會廣州，於是年八月三十日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，於九月一日選舉國父為海陸軍大元帥，而以唐繼堯陸榮廷（岑春煊的舊部）為元帥，在西南興護法之師。不料十二月間唐陸即與北洋軍閥馮國璋等暗中勾結。七年一月陸的部將莫榮新的叛跡已經昭著， 國父親自指揮軍艦與莫炮戰。當時南方惡劣的環境，不容 國父留在廣州，乃於五月初辭大元帥職回到上海，從事「孫文學說」「建國方略」等偉大的著作。西南各軍閥政客聯合改組的軍政府，設立七總裁，雖然把 國父也列在七人之一， 國父自不屑加入其間。到九年國父令在福建南部的軍隊回師廣東，十月將廣州克復，十一月 國父重返廣州。十年四月十日當選非常大總統，五月五日就職，不久就統一兩廣，積極準備北伐。若是不是以後有陳炯明意外的叛變。 國父引退，以後再以大元帥回到廣州，則可能他及身見到全國統一的局面。
　　重行翻閱前面這段歷史的事實，我們可以格外明瞭為什麼 國父會有就任非常大總統這舉動。根據當時史料和幾位黨國先進如吳稚暉（敬恒）胡展堂（漢民）林子超（森）諸先生的言論，可以簡略的列成下面幾個理由：
　　第一、毅然建立中央政府，以集中全國人民的視聽，使大家知道革命政權不是偏安的，更不是苟安的，然後可以正全國人心的趨向，然後使北伐出師更覺名正言順。所以當時 國父曾向胡展堂先生說：「我們必先建設正市政府，然後可以鞏固締造民國的基礎。」（見民國十九年五五紀念日胡先生報告原文）
　　第二、同時這也是應外交，就是國際環境的要求。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，國際的局勢、尤其是遠東的局勢，正在醞釀重大的變化，（如華盛頓九國公約會議就是同年十一月間開的，）而國際間所認為中國的中央政權，却為北洋軍閥所竊據，並假藉此項名義對野心國濫借外債，不斷的喪失國權。為此 國父要轉變國際間的視聽，也不能不出於此。林子超先生曾正確的指出道：「再就對外方面來說，當時的北方政府大借外債，損害國家的利益，如果不另行組織合法的中央政府，便不能阻止他們的非法行為，斷絕他們和外人的關係，來達到保護國家利益的目的。」（林主席於二十六年五五紀念日在中山陵報告原文。）
　　第三、自然是由於 國父下了掃除軍閥的決心，要想另外打開一個局面，一個明張旗鼓的革命局面。這不祇對付北洋軍閥，而且對付西南軍閥，就是當時護法的局面，因為被軍閥政客夾雜在內，攪擾個不清，已不足以號召，所以 國父也有意藉此結束護法的殘局，另建革命政權。
　　第四、但是 國父這番為國民的苦心是不能完全見諒於當世的。這種的不能得到普遍的諒解，固然由於軍閥政客的中傷，同時也由於一般政治常識不豐富的國民，不免因少見而多怪。至於 國父真正的心情，祇有當時親自接觸的吳稚暉先生形容得最為真切。我願意引稚暉先生在十九年五五紀念日一段報告如下：
　　「今天是總理就任非常總統的紀念日，我們大家在這裡慶祝，講到總理本身，這件事情是很苦痛的，因為各種的名義並不在他的心上，他的目的是在行他的主義。…… 總理之就總統，是祇有義務沒有權利的，所以苦得很。……既然擔起了先知先覺的名義，於是隨便什麼名義都可擔任。 總理第一次就大總統，便因毫無戀棧權位思想，而讓給袁世凱以輕其責任。到了第二次，因為好多外人以為奇怪，他們以為 總理既將責任引到身上，何不用一名義，...遂即把這個名義拏出來。廣州當五月五日那一天，數十萬人民歡欣慶祝，極為熱鬧。當時兄弟亦在廣州，過了三五天，因要到法國去，特往向 總理辭行，見到 總理一點沒有總統的舖張；外人以為一定發表許多官吏，而這種事實也沒有。……像這種名義在他一點無所容心。」
　　吳先生這段話，使我們在當前情勢之下，讀過一遍，覺得更能體會。一個偉大人物的苦心，往往要經過相當時間，大家才能認識更清楚更充分!
　　我們從 國父的為國無我的行藏，不能不聯想到當今總統 蔣先生生平幾度引退和復職的苦心，是和 國父同樣的為國家，為民族，乃至為人類的前途打算，其中卻從不曾打算到自己，更何有於名義！
　　羅家倫，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一日。
出處：國立國父紀念館藏品描述資料，2019。

典藏單位:國立國父紀念館